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曾说过一段话，让人记忆深刻： “这些年来，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，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。 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，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，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，声势还越来越大。” 这些年，我每天都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新闻接触，但很少有哪个新闻会让我这般无语、哭笑不得。可偏偏，这几天的两条新闻却都做到了。 第一件事是那英演唱会。 9月26日的成都演唱会上，那英临时演唱了一首《弯弯的月亮》，以此来纪念刚刚因病逝世的刘欢。 结果就是这一举动差点给那英招来了大祸，原来事发后不久，有媒体特地跑去采访成都文旅部门，问“那英临时加唱是否报批了，是否会面临罚款”。 没多久，在媒体的拱火下，这事上了热搜。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荒谬而又魔幻的通报： 对于这件事，知名自媒体人“呦呦鹿鸣”给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定性： 举报式采访 。 第二件事是这个：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一名女学生，为了能挤掉保研排名比自己靠前的一名同学，于是举报这名同学平时用VPN翻墙，结果导致20名学生被牵连，被警告处分。 关于这两件事，想说的有很多，但能说出来的只有几点。 一是， 从举报发展到构陷，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校园里开始盛行举报之风。比如有人为了保研，举报自己的好朋友违规使用电器： 还有人就因为在网上发表网络梗，结果被同学举报说成是心理不健康： 为了保研，举报同学谈恋爱影响其他人上课，造谣保研的舍友被包养： 尤其是到了保研阶段，这种举报之风更是盛行，某法学院院长就说了，每天都能接到学生举报同学。 当举报者深知举报带来的好处，却无法找到把柄时，构陷便成了唯一的捷径。如果任由这种气息蔓延，将是一个危险的征兆。 二是， 刀尔登有句名言，“有一群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，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，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，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。” 虽然我不认识那个采访成都文旅的记者，但我能猜测到，这个人大抵就是如此。 别人演唱会上临时加唱一首歌来纪念好友，他觉得对方没有报备，动不动就是喊打喊杀，恨不得人人都做一个麻木冷血的看客，对身边至亲的逝去都麻木不仁。 可如果真的让他去采访那些触及社会深处的新闻，他恐怕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 哈工程的那个女生也是一样，她可以为了私利举报同学，可如果哪天她看到校园霸凌时，看到学术不端时，她恐怕看见了也会假装没看见。 三是， 看那股愚蛮力量的横冲直撞。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可怕，比如前阵子贾冰的事。和几个多年的好友聚餐，贾冰就因为饭桌上松懈了一下，说了几句粗口，结果就被“好朋友”偷偷拍了视频放到了网上。 贾冰是不幸的，因为摊上这样的朋友；但他又是幸运的，因为没有像毕福剑那样，说了其他话。 除了贾冰，还有之前的鲁迅抽烟被举报，杨贵妃裸体雕像被举报...以此种种，其实能看出眼下的氛围。 所以，我此时此刻在敲击这些文字时，会感到莫名的胆战心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自己有没有说错什么话，我害怕在未来的哪一天，有类似的人站出来，给我扣上什么帽子。 四是， 这种氛围为什么会蔓延。 这个道理很浅显，对于鼓励者而言，举报让他们感到安全；对于举报者来说，他们可以通过举报来获利，可以是经济上的，也可以是名利或心理上的。 所以，举报成了一门一本万利的“好生意”。 五是， 如何区分“恶的举报”与“正义举报”的区别。 其实并不难，最关键的就是看动机，看出发点是为了陷害他人，还是为了避免他人受苦。 六是， 这种氛围不值得鼓励，准确来说，崇尚举报文化，是危险的。 在这种氛围下，信任感被严重剥夺，人人自危、惊恐猜疑，让群体陷入一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狂躁、捕风捉影的猜疑以及朝不保夕的恐惧中。 尤其是这种行为还受到鼓励和称赞时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会荡然无存。 最后是易中天的一句话，原话记不清了，大概是， “一百年过去了，人还是那些人，他们虽然在物质上被带入了现代社会，但在精神意识上，还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。 野蛮而又愚昧，顽固不化地抵制文明进步，他们也只是活着而已。” 特别
